扮演「毋枉毋縱」的司法正義使者
--給檢察官的一封信
‧許文彬‧
今年八月下旬，司法官訓練所舉行了司法官第五十期結業典禮，法務部曾勇夫部長主持並致詞，懇切地期勉學員們投入司法行列辦案時，應秉持「慎始」觀念，謹慎細心；除精通法律之外，更要掌握法律的深義及精神，以符合社會期許，貼近人民生活經驗，將司法與人民感情緊密結合。
看到最新一批檢察官隊伍進到我們國家檢察體系基層服務，穿起紫紅色法袍，為實踐司法正義的理想而戮力，身負廣大人民的殷切期許，自應體認這是一項榮譽，也是一項責任。
回憶大約四十年前，我從司法官訓練所第十期結業，奉派赴任「台灣高雄地方法院候補檢察官」職務，旋經補實，厥後辭卸公職轉執律師業迄今。站在歷史的高度俯瞰，檢察官於國家憲政法制的角色，一路走來可說脫胎換骨。然而，「毋枉毋縱」的正義目標，應是諸位檢察官朋友們始終一貫追求的理想。
四十載歲月遞嬗，我們國家從戒嚴到解嚴，從動員戡亂時期到終止，從萬年中央民代、總統到定期改選。司法體制則從「審檢不分隸」到分隸；檢察機關從附屬於法院到另立「檢察署」之名，其首長名稱從「某某法院首席檢察官」到「某某檢察署檢察長」；檢察官職權則從獨攬羈押、搜索的權力，到與法官分權；從檢察官偵查中被告不得選任辯護律師，到如今可以；檢察官從一人獨自辦案，到有「檢察事務官」協助；檢察官結案，從「起訴」、「不起訴」二選一，到增加「緩起訴」選項；檢察官在公判庭的席位，從高坐法檯之上，到下來與辯方平等對坐……。
從而可見，檢察官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的公益角色，於法制演進的長河中，為了社會正義而有各種設計、安排。所以，檢察官朋友們，您們當今行使職權，更應體會國家憲政體制的任務付託，正確落實檢察工作的使命。誠如部頒「檢察官守則」開宗明義所期勉的：「堅持人權之保障及公平正義之實現」、「依據法律，本於良知，公正執行職務」、「辦案應努力發見真實，對被害人及被告之法定權利均應注意維護」。
檢察官於執法之際，允宜自我惕省，以「毋枉毋縱」懸為辦案的指南；揚棄「權力的傲慢」，本諸「虛心」、「細心」、「耐心」的修為，達成法律所賦予的任務。就實定法的適用，除了明瞭法條的文義解釋之外，也應探究立法的本旨，以免淪為「法匠」之譏。尤其是承辦人命關天的社會矚目重大刑案時，切不可「先入為主」地妄下定論，而應以「科學辦案」的精神，尊重客觀證據，始免偏頗、錯判。邇來喧騰輿論的「江國慶冤死」一案，堪為殷鑑。
檢察官實施偵查、公訴，應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，刑事訴訟法第二條訂有明文。本此準則，同法又規定，檢察官得撤回起訴（第二六九條），為被告之利益上訴（第三四四條第四項）或聲請再審（第四二七條第一款），亦得為被告之利益聲請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（第四四二條）。
為貫徹檢察官之公益角色，法務部於去年六月二十二日函示各檢察機關，於受刑人到案執行時，應注意訊問對確定判決有無意見，以查明有無非常上訴或再審事由。據法務部資料顯示，最近五年間，檢察官主動為被告之利益聲請再審或非常上訴之案件共有三十四件，其中原判有罪而改判無罪者為二十四件，改判免訴或不受理者為三件，改判較輕之刑者為一件。由此可見，檢察官角色並非當然站在被告的對立面，而是站在「毋枉毋縱」的司法正義天秤上，值得檢察官朋友們執法時之省思。
公元一八八○年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爾姆斯（Oliver Wendell Homles）在紐約發表演講，指出：「法的生命，不在邏輯，而在經驗。」這句話迄今被傳頌為執法者的經典座右銘。然則，如何區別「邏輯」與「經驗」呢？我常舉一個「腦筋急轉彎」的例子：樹上有十隻鳥，用槍打下一隻，請問樹上還剩幾隻？如用「邏輯」解答，是「九隻」；如用「經驗」解答，是「零隻」，因為在經驗實證上，那九隻因聞槍聲必定全飛走了。從而，檢察官執法時，認事用法不得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（刑事訴訟法第一五五條第一項但書參照），其義在此。
記得我讀台大法律系四年級那年，上「刑事特別法」課時，吾師徐世賢教授曾訓誨我們一句很經典的話：「法律像一把鋒利的刀，你們將來出校門之後，如果當了檢察官或法官，執法務必小心謹慎，可別拿這把刀亂舞，以免傷及無辜！」在此我想引用吾師嘉言作為這封信的結尾，與檢察官朋友們共策共勉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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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社
